usdt交易otc平台(www.payusdt.vip):武士的悲痛:真宗的武举设计也未能改变北宋的崇文抑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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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编者按】

鉴于唐末及五代武人专权,北宋崇文抑武,使得军事积弱,最终导致消亡。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峰在《武士的悲痛》一书中,从赵匡胤“杯酒释兵权”最先讲起,剖析了北宋崇文抑武的征象。克日,该书再版,在此摘录其中一章,问题为编者所拟。

宋真宗赵恒(998-1022)

真宗登位之初,为了向天下示意朝廷的权威,曾通过下达诏令的形式对武备给予了一定的重视。随后,他又亲自举行大规模的阅兵仪式,亲赴河北台甫城坐镇指挥御辽战争,他还在做天子的第三个年头,下诏开设武举。这一切似乎都给朝野转达了年轻天子有重整军备的志向,这给关注国家军政的人来说无疑带来了一线希望,尤其是武举更对有意通过投军来实现小我私人理想的人,不啻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喜讯。

通过武科考试的设施为军队选拔武官的制度,最早泛起于唐朝武则天时,以后该项制度逐渐湮没不闻,军官依旧从官员子弟,稀奇是将门之后以及军兵中任命。固然,那时也有一些文人“弃笔从戎”,加入了武臣的行列。太祖、太宗年间,由于履历过战场洗礼的武将甚多,加之朝廷最先提倡崇文抑武的国策,以是完全没有需要再扩大武人升迁的途径。至第三代天子统御天下之日,面临边患日益加剧的事态,才感应军队人才奇缺,昏老庸懦者充斥营伍,于是想到了恢复武举的设施。

咸平二年(999年)十一月中旬,真宗令有关机构讨论举行武举的事宜。次年二月一日,又由御史台向天下各地转运司下达公牍,要求各路在五天之内将员外郎级别以下文臣中“有武勇才器堪任武职”者举荐上来,然后由朝廷放置这些人到边防前线做怙恃官。[1]不久,再令翰林学士、知制诰及馆阁儒臣等熟悉典制的文官考定武举、武选人做官的资序旧制。在咸平三年(1000年)四月间,河北路便推荐了三十名有武干之才的举人,真宗在宫中对他们的武艺举行了测试,将其中及格的十八人授以三班借职的低级军职。[2]

然而,以上措施作用究竟异常有限,有关的讨论及下令虽然流行一时,却很快没有了下文。由于许多文臣对此提出了异议,以为这些行动既不相符现实,又在时间上过于急急,有失周密思量。如吏部郎中、知泰州田锡就指出:昔日从朝臣中选出过多名有武勇之名的人,效果并无实效,而现在文官中尚武者既少,纵然有这样的人,他们也多数不愿转为武职,反不如从现有各级武臣中选用为便。至于录取尺度,应以盘算为上,武功次之云云。[3]于是,一套选拔武官的制度便在酝酿历程中停顿了。

正像喜欢议论时政的田锡所说的那样,文臣有文化知识,却不愿转入武官之列;武将们虽不乏勇气,然则不通文墨,缺乏用兵盘算,这种征象显然极大地影响了军队各级指挥员素质的提高。但若是要从基本上解决这一问题,将优异人才吸引到军旅中去,势必就要在朝野上下树立崇尚战功的看法,也势需要抬高将领在朝廷政治生涯中的职位。提及来,这样的做法在昔日并不少见。

在战国时代,秦国为了消亡六国,推行了二十级战功爵制度,也就是说,一切职位财富的获得,都有赖于战场上的功业巨细决议。这便使得国人乐于赴汤蹈火,以斩杀敌人为荣,遂使关东诸国望风披靡,视秦国为“虎狼之国”。汉王刘邦为了争取天下,亲自筑坛,拜韩信为上将,那时仪式之盛,无出其右,文臣谋士的待遇与其相比,便大为逊色。于是,便有了兵围垓下、项羽自刎的效果。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数百年争雄岁月里,各方君王无不崇尚武功,俊杰之士也以从军为荣。诸如曹氏父子和司马家族以武力平海内、经学大师杜预以镇南上将军身份出征东吴、名士祖逖闻鸡起舞等,纷歧而足。此时还泛起了《木兰辞》中形貌的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感人故事。纵然到了近世唐朝,李家天子也目将帅为擎天柱石。贞观之时,军界首脑李靖和徐世出将入相,如汉代上将周勃等人一样,在征伐之余以宰相的身份主掌国政。正由于云云,那时文士“投笔从戎”之风甚强,初唐才子杨炯有“宁为百夫长,胜作一书生”的名句,抒发了自己憧憬博取战功的志向。张若虚在《从军行》中咏道:“军门压黄河,兵气冲白天。生平怀仗剑,慷慨即投笔。”就连李太白也勉励外甥以战功立业,所谓“六博争雄好彩来,金盘一掷万人开。丈夫赌命报天子,当斩胡头衣锦回”。何等豪壮的语言,淋漓尽致地挥洒出诗人周身不尽的阳刚气息,也自然地反映出那时崇尚战功的社会民俗。

五代时期无疑是武夫跋扈的年月,那时,巨细军阀为了壮大小我私人势力,都拼命招兵买马,无不以能征善战者为时代英雄。也正是在这一时期,各方诸侯为了防止士卒逃亡,又最先推行刺字制度,即在士兵面部鬓角位置或者手臂上刺下所属队伍番号名称,如后梁太祖朱温对手下“皆文其面以记军号”。这样一来,士兵一旦逃亡,便很容易被识别、抓获。[4]刺字在五代时作为约束军兵的一种设施,可以说已含有某些歧视的身分。然则在武风烈烈的岁月里,骁勇的武士经常有比通俗人更多的出人头地的时机,以是,刺字倒未受到众人的过多议论,从军也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险途。如那时就有像前述焦继勋、辛仲甫等那样的弃文从武的文人学子,在军营中获得了施展理想的时机。[5]

《汴京宣德楼前演象图》。北宋时,皇室每年都要在京城汴京的宣德楼前举行盛大的车骑演象流动,以示与民同乐,普天同庆

然而,到宋朝开国后,经太祖后期,稀奇是太宗一朝重文轻武国策的推行,宋朝的尚武民俗迅速收敛,不仅往昔“出将入相”的征象不再泛起,而且将帅们还被倾轧出权力中央,从而受到文臣的压制。像深谙世情的上将曹彬,在街上与文官士医生们相遇时,就自动为对方让路。[6]至于士兵的职位更是一落千丈,险些可以与罪犯相提并论。根据那时司法制度划定,大部门重罪囚犯在发配到外地服刑前,必须在面颊上刺字,以防逃亡。而这种刺字的形式竟与武士相同,正如后世小说《水浒传》中形貌的林冲、杨志等人刺配的情景。与此同时,朝廷有时也将某些囚犯刺为下等武士,如厢军中的牢城营士卒之类,所谓“牢城指挥,以待有罪配隶之人”。[7]云云一来,军兵在众人眼中便成了“行伍贱隶”。宋朝人就曾这样说道:朝廷沿袭五代刺字旧习,使之成为常法,士卒竟无法与齐民相等。[8]于是,在太祖后期,就泛起了这样一幕:

开宝九年(976年)初,各地受命向朝廷推荐了四百七十八名举人,其名目为“孝弟力田”及“文武才干”等,其中仅濮州(治所在今山东鄄城北)一地就推荐了二百七十名之多。太祖对此感应新鲜,就将这些举人召入宫中询问,效果发现他们都大不如意。举人们眼见天子吐露出失望的神色,又不愿放弃入仕的时机,遂纷纷声称自己可以演习武器。太祖听罢,便下令让他们演练骑射。然而,情形却依旧令人失望,演出者不是坠落马蹄之下,就是将箭镞不知射到那边。看到眼前可笑的排场,太祖生气地对众人说:你们只能到军营投军。举人们一听,都不觉号哭起来,一再请求天子开恩,免去自己兵籍之苦。太祖最后下令将他们驱逐,对怙恃官追究了滥举之罪。[9]

太宗朝以后,武人职位日渐下降,更受到文臣的显著轻视。真宗登位初,就有朝士向天子上言:当今主将仅有一夫之勇,在边防上少有功勋。因此,这位文官建议朝廷任用儒臣统领军兵。[10]据纪录,景德初还泛起了一件颇为怪僻的事:尚书左丞陈恕在临终前由于对宗子极为不满,遂向天子诉说其宗子常与无赖结交,平时又唯独喜欢习武,以是请求将其黜为外州军校。不外,真宗并没有准许陈恕的要求,由于天子以为军校仅仅是治理镇兵之职,若何能让丞郎以上的文臣子弟去做?以是,朝廷照样授给陈恕宗子某州司马的文职。陈恕何以会有云云行为?事后经知情人反映,才真相明晰。原来陈恕生性极小气,其宗子私用了他的钱,于是他大为光火,为了惩治眼中的不肖之子,他便想出将其打发到军职上的设施,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怒气。[11]不承想,天子对文官大臣极为礼遇,不愿让他们的子弟湮没于军营之中,这便使陈恕教训不肖之子的意图落空。

正是在开国以来天子及朝臣们的全心计划与治理之下,大宋的军官日渐变得兢兢业业及恭顺谦和起来,其头面人物如傅潜、王超及次一级的王荣之流,已成为那时武将的集中代表。这样一大批将领虽早已被证实有庸懦无能的痼疾,但由于易于驾驭,没有非分的志向,以是仍继续身居高位。直到他们损兵失地、国人皆曰可杀之时,才被暂时排除职务,却终究不至于有性命之虞,日后则尚有死灰复然的希望。尚有一些开国元勋的子弟,如石守信之子石保吉、王审琦之子王承衍等,依凭父辈功勋而轻取显赫官爵,手握节钺,却同样妄想享乐,怯于作战。咸平二年(999年)天子亲征时代,石保吉任贝州(治所在今河北清河西)和冀州(治所在今河北冀州市)方面统军大帅,受命迎敌。但他却有意缓师而行,致使延误了战机。[12]这些贵胄子弟纵然在战场上有失职行为,也同样不会受到什么惩处。相比之下,那些不识时务、舍身沙场的将官,或难以升迁,或受到倾轧,遂又从一个侧面展示了那时武臣的悲痛,而且是真正的武士的不幸。

太宗朝抗辽名将杨业不幸战死后,他的后裔继续了他的遗业,继续投身守护北疆的战场。在杨业的诸子中又以杨延昭最为著名,他同样以卓越的战绩而成为真宗朝名将。杨延昭本名延朗,自幼受家庭习武之风影响。稍长之后,他便随父亲出征代北各地,以勇武冠于三军。父亲罹难后,他被朝廷提升为崇仪副使,最先在河北前线与内地担任军职。[13]

咸平二年(999年)秋,在抗击契丹雄师南犯时代,由于河北主帅傅潜等人拥兵自守,致使辽军长驱深入,众多边镇失守。就在那时前线一片残缺的事态下,唯有杨延昭与少数几个将领敢于顽强抗击,给辽军以重创。

这年冬,杨延昭以保州(治所在今河北保定)缘边都巡检使的身份防守遂城(今河北徐水西北)。那时,遂城只是领土上的一座小城,城防条件极为有限。当契丹雄师兵临城下时,城内一派恐慌。面临强敌的围攻,杨延昭并没有畏惧,而是努力组织防御,他将所有的壮年男子都放置上城头,发给武器和铠甲,他自己则往来各处亲自指挥。据纪录,此时,契丹国母萧太后亲临阵前督战,一连数日猛攻不已。就在形势万分危急之际,天气骤转严寒,杨延昭遂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破敌设施。当天夜间,他下令所有人都到城中各井挑水,然后将井水泼洒到城墙的外壁上。越日天明,小小的遂城已被坚硬滑腻的冰包裹起来,攻城的辽军无可怎样,只得退却。在敌军退却时,杨延昭乘机率军出击,缴获了对方遗弃的不少甲仗。[14]此次守城之役,杨延昭能出奇制敌,以少胜多,足以反映大宋军队中仍不乏有胆识的将官。

杨延昭注水冰城

遂城之役后,杨延昭与其他一些将领一再要求主帅傅潜兴师还击,都遭到压制。傅潜被撤职后,杨延昭应召赴台甫行营,向天子陈说了守边的各项建议,深得真宗赞赏。天子对随行的王公大臣们赞扬他身为名将之后,“有父风”,善治兵守边,又授予其刺史军衔。[15]

咸平四年(1001年)冬,杨延昭又与杨嗣、李继宣等勇将在威虏军(治所在今河北徐水西北)大北南犯的辽军,再以战功升任团练使衔。一时,杨延昭与另一将领杨嗣名扬北疆,被众人称为“二杨”。朝廷究竟照样需要戍边将领,以是真宗对宰臣们说:二杨都出外守边,以忠勇效命朝廷,朝中嫉妒二人者甚多,朕全力珍爱,才气使他们获得云云功勋。[16]天子一席谈,正反映了那时庸懦武官遭人蔑视,而功勋卓著的将领又受朝官嫉妒的事实。

第二年,杨延昭与杨嗣领兵支援保州时,因行动慌忙,受到辽军的偷袭,损失了不少士卒。自古兵书就有“胜负乃兵家常事”的说法,而杨延昭在那时宋朝战将中已是失利少少的武官,但朝臣们却纷纷要求追究他的罪责。杨延昭与杨嗣遂被召至京师,面临问罪惩处。以后,真宗思量到前线军情主要,像二杨这样的骁将并不多见,才免去对他们的追究。[17]咸平末,杨延昭再度出任保州缘边都巡检使,继续与杨嗣驻守前线。

景德元年(1004年)秋冬,辽军大肆南犯时代,杨延昭与另外几位将官受命领精锐骑兵牵制对方,取得了一定的战果。当澶渊之盟正在酝酿之际,杨延昭上书天子,指出辽军孤军南下澶州,远离厥后方千里,人困马乏,故其虽然数目众多,却极其懦弱,况且对方掠夺的财物、人口也在军中。以是,他希望朝廷能诏令各路戎马扼制敌军退路,寻找时机出击掩杀,一旦在内地祛除对手主力,则燕云区域可以乘势收复。杨延昭的建议不能谓没有原理,倘使真正得以实行,完全有可能取得抗辽战争的重大胜利。但这需要何等的胆魄和勇气,也需要支出相当大的价值,而这些在文弱的真宗天子及其大臣们眼中,是基本不相符现实的疯狂想法,其所冒的风险着实令人望而生畏。因此,朝廷把杨延昭的上奏压了下来,不予回覆。杨延昭送出奏书后,久久得不到回音,他不愿失去时机,遂乘辽军后方空虚之际,率领自己的属下深入北境,攻破对手一座城池,也抓获了许多敌军的战俘。[18]

澶渊之盟订立后,杨延昭历知保州兼缘边都巡检使、高阳关副都部署等军职,官衔则迁至防御使。今后,他驻守于城镇之中,失去了施展作用的地方,所谓“英雄无用武之地”。而对于处置案牍吏事,杨延昭既无兴趣,也不精于此道,日久天长,遂为手下奸吏蒙骗,泛起了不少的问题,他因此受到过真宗的训诫。

大中祥符七年(1014年),杨延昭死于任上,时年五十七岁。史称杨延昭舍身报国,从不外问家事,“智勇善战”,严于治军;又能与军兵同甘共苦,在战场上身先士卒,将朝廷犒赏的资财都分给手下;每次获胜,他都推功属下,以是人人都乐于听命。杨延昭前后戍边二十余年,声名威镇塞北,辽军也颇惧与其交手,称他为“杨六郎”。[19]然而,正是这样一位名将,在仕途上却没有像傅潜、王超及石保吉等一大批无能之辈那样自满,至死不外是防御使官衔,离授以节钺尚差两道鸿沟,而且最终的了局也如呼延赞一样,不得死于憧憬的沙场,而是默默无闻地病故于镇静的家中。这对于那些慷慨骁勇的武士来说,着实是壮志难酬,如统一场悲剧。至于杨嗣的了局,则与杨延昭险些如出一辙。[20]

值得一提的是,杨延昭去世后,其子杨文广继续从军,在仁宗和英宗年间频频出征,南讨北伐,战功卓著。杨文广官至防御使,出任过侍卫步军都虞侯兼定州路副都总管等军职。据纪录,他也像先进那样献过攻取燕云十六州的计谋,但同样未得接纳。[21]

与杨延昭、杨嗣的了局相比,马知节与高琼要幸运得多。但此二人也屡受文臣压制,难以在国防重大事务上有所作为。

马知节本为太祖朝武将马全义之子,幼年时父亲亡故,他渡过了孤苦的少年时代。以后,他以父萌补官,并获得了太宗天子赐名。年轻的马知节从军后,与那时许多粗野的武将差异,他喜欢念书,颇有盘算。雍熙三年(986年)冬,就在第二次北伐失败不久,上将刘廷让又在河北君子馆惨败。当君子馆战败的新闻传来后,正以东头供奉官身份任博州(治所在今山东聊城)监军的马知节,为了防止敌军来犯,便迅速发动当地军民修缮城垒,准备军械和刍粮,前后破费了十余天时间备战。那时,怙恃官民都以为他无事生非,对其所为示意不满。然而,正如马知节所预料的那样,各项城防守备措施刚刚完成,辽军战士便抵达城下。敌军因见无机可乘,只得撤走。于是,众人对马知节都感应叹服。[22]

在太宗朝后期,马知节先后在河北、陕西及四川等地做官带兵,以严于治军、勇于进攻而着名,颇得天子夸奖。

真宗登位后,马知节又在西北的秦州(治所在今甘肃天水)和延州(治所在今陕西延安)等边镇任职。在秦州时代,他释放了被拘押两年多的羌族人质,浸染了边陲少数部族,化解了冲突。到延州任知州兼驻军指挥官后,他除了增强守备气力之外,还以过人的胆识震慑了党项人。听说,在某次上元节(即元宵节)之日,西夏军队准备来犯延州城。马知节闻听后,下令在当晚照常张灯,并将城门大开,“累夕宴乐”。效果,兵临城下的敌军恐惧城中有隐蔽,遂仓惶撤走。[23]

景德初,真宗亲征澶州时代,马知节正在河北前线的镇州(治所在今河北正定)任知州。当大批灾黎向城内逃亡时,他为了防止因杂乱而发生影响城防的结果,便对国民宣布了制止偷窃的文告,凡有敢于违令者,纵然仅偷窃一文钱,也格杀勿论。不久,一个窃取两百钱的囚犯被当众斩杀,“自是无敢犯者”。他还颇为心细,看到太监手持天子诏书出没边镇,以为这样既不平安,也容易被敌人行使,便每次将出使到自己辖区的内侍留在城中,而另外派勇健者走小路向各处转达朝廷旨意。认真宗从澶州征召驻兵于镇州的王超支援行营时,王超因畏战而迟迟不敢行动,马知节遂频频敦促大帅出师。王超不得禁绝许发兵,却又以途中河流无桥梁为捏词,继续停留不前。于是,马知节召集大批人力和工程质料,在一个晚上就将大桥建成,使王超再也找不到滞留的理由。[24]

宋朝与辽国媾和后,马知节历任知定州(治所在今河北定州)、枢密都承旨等官职,于景德三年(1006年)升任签书枢密院事。几年之后,他又转任枢密副使。在此时代,以知枢密院事、枢密使王钦若为首的一大批文官大臣迎合天子厌战心理,从事种种大规模祥瑞流动,从而忽视国家武备生长,使将帅进一步受到冷遇。作为武士身世的马知节,深知长此以往可能发生的严重结果,以是他对王钦若的做法颇为不满,多次在种种场所呼吁:“天下虽安,不能忘战去兵。”并向天子示意自己年齿未衰,尚可以拼杀于战场,一旦边防有警,愿领兵出征。真宗对他效忠报国的志向示意明晰,特下令为其打造了一副钢铁锁子甲,[25]但没有改变朝廷的大政目的。

性情耿直的马知节眼见自己无力回天,遂将一腔怨恨发泄到正得宠的王钦若等文臣身上。史书称,马知节极为轻视王钦若内外纷歧的品行,往往揭晓与对方差其余意见。在宫中议事时,他常当着天子的面揭发王钦若的虚伪言行。如某年冬日,真宗即兴赋《喜雪》诗一首,赏给近臣。大臣们拜读御诗时发现其中有一处用韵欠妥的小偏差,宰相王旦计划反映给皇上,王钦若则说:天子的诗,岂能按科场的要求更改!不承想,王钦若退朝后却私下将错误讲述给天子。真宗向来重视文翰,便马上修改了失误,并传谕二府大臣:上次所赐之诗,若是不是王钦若发现了问题,几遭他人讥笑。忠实郑重的王旦只能哑口无言,但马知节却向天子说明晰事情的真相。然而,真宗并没有因此怪罪王钦若。[26]听说,那时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:在东封泰山时代,为了表达对上天的恳切,真宗与随行官员在饮食上都绝去荤食。封禅仪式竣事后,真宗向王旦以下臣僚示意慰问:你们久食蔬菜,不容易啊!大臣们自然都拜谢一番。谁知,马知节却掉臂众人体面,对天子说:素食者仅陛下一人而已,王旦等大臣和我偕行,我知道众人无不私下吃肉。他转身对大臣们问道:我说的是不是事实?王旦只得认可:诚如知节所言。[27]

发泄怨气虽能稍平心中不快,但终究无济于事,而文官大臣们更以武人粗率、不通世情看待马知节,遂使他在那时朝中愈加郁郁不得志,受到众人的冷遇。

大中祥符七年(1014年)夏,一批武将在平定南疆叛乱的战争中立下大功,枢密使王钦若与陈尧叟仅仅商议给予转一官资的奖励。马知节深知作战的艰险,对高卧京城内的文臣的决议强烈不满,要求行重赏激励武臣。双方互不相让,于是行赏的事久议不决。马知节再也压制不住胸中的积愤,便在朝堂上劈面揭破王钦若的种种问题。随后,也许是心虚的缘故,王钦若在未奏明天子的情形下,又私自超迁立功将领。效果,真宗闻知此事后勃然震怒,将马知节与王钦若、陈尧叟同时撤职。马知节从枢密副使的要职上下来后,仅授以防御使官衔,被贬到地方做知州。[28]王钦若、陈尧叟这两位文官大臣则被暂留在开封城,不久又官回复位。[29]

今后,马知节在潞州(治所在今山西长治)淹留了三年之久。天禧初,他才被召回京师,重新进入枢密院。但此时的马知节已意气消沉,不久便以生病为由向天子递上了辞呈。于是,在重返中枢半年之后,他又被任命为河北怙恃官兼管当地驻军,其军衔被提升为彰德节度留后,却仍未获得节钺。马知节赴任前夕,真宗看到他憔悴的面容,动了同情之心,遂让他到本镇失业休养。听说,当朝廷公布有关他的任命诏令后,彰德节镇所在地的上党(今山西上党)和河北的老国民都争着来迎接他。[30]

天禧三年(1019年)八月中,马知节终于在极其郁闷的心情下病死于上党,时年六十五岁。新闻传到皇宫,真宗示意了悼念。有关机构谈判后,报请天子批准,追赠其“侍中”的声誉官衔和“正惠”的谥号,却唯独没有援引昔日看待功勋宿将的老例,追授他节度使的军衔。真宗或许也没有注重到文官的这一失误,幸亏众人并没有遗忘这位含恨而亡的高级将领。南宋人修史时,便依据那时的公论对马知节做了如下评价:习兵事,善方略;涉猎诗文,与名士相交;抑制豪强,抚孤弱;性朴直,敢言无讳,并无自卑之心等等。最后,史家总结道:马知节身上所拥有的以上品质在那时武臣中颇为罕有。[31]

真宗朝另一位著名上将高琼,在仕途上虽比马知节顺畅,但同样受到文臣的压制,壮志难酬。高琼早年本为乡里恶少,因盗而被捕,行刑前逃亡,今后投军。太宗任开封府尹时,听说他骁勇异常,遂将其召入麾下。由于有这样的靠山关系,高琼在太宗称帝后迅速获得升迁。然则,高琼与藩邸同辈傅潜、王超级人气概有所差异,他性格外露,遇事敢言,驭下颇威严。太宗朝后期,他屡迁至侍卫步军都指挥使、保雄师节度使。[32]

高琼像

真宗登位后,高琼继续卖力河东北部防务。咸平时,亲征台甫的真宗天子因傅潜畏惧避战,派高琼单骑赴河北大营取代了傅潜。今后,高琼升任殿前都指挥使,调回京师典军。景德初,他代表军方主战将领坚决支持宰相寇准,在促使天子御驾亲征的行动中施展了主要的作用。那时,为了坚定真宗进驻澶州北城的刻意,高琼怒斥了许多文臣的消极退让的主张,还说出了令文官尴尬的话语。事后,真宗让寇准带话给他:你本是武臣,不要强学儒士说那些经书语言。[33]由此可见,真宗天子对高琼那时的显示并不很浏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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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琼没有马知节那样高的见识,也没有资格进入二府议事。然而,他在恪守武官职责方面照样做出了起劲,使君臣在景德初年的抗辽流动中听到了不屈武士的呼声。另外,高琼作为军队代表人物,也为维护武将的信用和利益呼吁过。如在景德二年(1005年),由于与辽方媾和乐成,李继迁之子、西夏新首领李德明又归顺,以是朝廷最先延伸一部门禁军军士的升迁限期。厥后,经由高琼的呼吁争取,这一划定才被作废。

然则,在边防形势缓和以后,天子与大臣已在头脑上放松了对武备的重视,高琼和马知节等将帅自然受到冷遇。景德三年(1006年)年底,高琼身染重病。据史书纪录,真宗为了示意对忠心耿耿担任多年禁军大帅的抚慰,曾计划亲临其家探视,然而却遭到了宰相的劝阻。[34]史籍没有提到这位宰相的姓名,但通过其他文献的纪录,不难知道那时的宰臣只有一名,即王旦。[35]王旦为什么要阻止天子幸临高府,其缘故原由不得而知,最有可能也最靠近史实的注释即是:高琼乃一介武夫,皇上大可不必屈尊探望。也许是真宗被宰相的话语说动了,便中止了这次行动。于是,高琼在期待中死去,时年七十二岁。[36]值得一提的是,咸平时,故相吕端病死前,真宗曾亲临吕府慰问。景德初期,宰相李沆和毕士安亡故前后,真宗也亲自去两家探视,[37]朝臣们并无人劝阻天子,反而视此举为天子英明慈祥的一种显示。以后,王旦自己病重之际,真宗又亲至其家宽慰,并一次赏赏给五千两白银。[38]但对武人而言,在他们看来,这样做便太过了。

注释

1.(宋)李焘: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四六,咸平三年二月辛酉,第992页。

2.(宋)李焘: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四七,咸平三年四月甲寅,第1010页。

3.(宋)李焘: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四六,咸平三年三月丁未,第1002-1003页。

4.(宋)司马光: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六六,开平元年十一月甲申,第8687页。

5.(元)脱脱等:《宋史》卷二六一《焦继勋传》,卷二六六《辛仲甫传》,第9042、9178页。

6.(元)脱脱等:《宋史》卷二五八《曹彬传》,第8982页。

7.(宋)梁克家:《淳熙三山志》卷一八《兵防类一》,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籍,上海古籍出书社1987年版,第484册,第275页。

8.(宋)苏洵:《嘉祐集》卷五《衡论下·兵制》,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籍,上海古籍出书社1987年版,第1104册,第874页。

9.(宋)李焘: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一七,开宝九年正月癸未,第363页。

10.(宋)李焘: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四五,咸平二年十二月丙子,第977-978页。

11.(元)脱脱等:《宋史》卷二六七《陈恕传》,第9203页;(宋)李焘: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五六,景德元年五月壬寅,第1237-1238页。

12.(宋)李焘: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四五,咸平二年十一月丁卯,第972页。

13.(元)脱脱等:《宋史》卷二七二《杨业传附杨延昭》,第9306页。

14.(宋)李焘: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四五,咸平二年九月壬寅,第964页。

15.(宋)李焘: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四六,咸平三年正月癸未、乙酉,第984、987页。

16.(元)脱脱等:《宋史》卷二七二《杨业传附杨延昭》,第9307页。

17.(宋)李焘: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五二,咸平五年五月丙辰,第1134页;(元)脱脱等:《宋史》卷二六0《杨信传附杨嗣》,第9017页。

18.(宋)李焘: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五八,景德元年十二月乙未,第1297页。

19.(元)脱脱等:《宋史》卷二七二《杨业传附杨延昭》,第9307-9308页。

20.(元)脱脱等:《宋史》卷二六0《杨信传附杨嗣》,第9017-9018页。

21.(元)脱脱等:《宋史》卷二七二《杨业传附杨文广》,第9308页。

22.(宋)李焘: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二七,雍熙三年十二月乙未,第626页。

23.(元)脱脱等:《宋史》卷二七八《马全义传附马知节》,第9451-9452页。

24.(宋)李焘: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五九,景德元年正月甲寅,第1308页。

25.(元)脱脱等:《宋史》卷二七八《马全义传附马知节》,第9452页。

26.(宋)李焘: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八二,大中祥符七年六月乙亥,第1882页。

27.(宋)司马光:《涑水记闻》卷七,第144页。

28.(宋)李焘: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八二,大中祥符七年六月乙亥,第1882-1883页;(元)脱脱等:《宋史》卷二七八《马全义传附马知节》,第9452页。

29.(宋)徐自明著,王瑞来校补:《宋宰辅编年录》卷三,中华书局1986年版,第114页。

30.(元)脱脱等:《宋史》卷二七八《马全义传附马知节》,第9452页;(宋)李焘: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九四,天禧三年八月乙未,第2164-2165页。

31.(元)脱脱等:《宋史》卷二七八《马全义传附马知节》,第9452页。

32.(元)脱脱等:《宋史》卷二八九《高琼传》,第9691-9693页。

33.(宋)司马光:《涑水记闻》卷六,第114页。

34.(元)脱脱等:《宋史》卷二八九《高琼传》,第9694页。

35.(元)脱脱等:《宋史》卷二一0《宰辅表一》,第5438页。

36.(元)脱脱等:《宋史》卷二八九《高琼传》,第9694页。

37.(元)脱脱等:《宋史》卷二八一《吕端传》、卷二八二《李沆传》、卷二八一《毕士安传》,第9516、9540、9521页。

38.(元)脱脱等:《宋史》卷二八二《王旦传》,第9552页。

《武士的悲痛:崇文抑武与北宋兴亡》,陈峰/著,重庆出书社·华章同人,2021年3月版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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